主编按语
傅广超
(资料图)
1984年5月,为庆祝《风之谷》公映,德间书店、博报堂出资安排该片导演宫崎骏、制片人高畑勋赴中国旅行两周,同行者还有德间书店旗下杂志Animage的编辑龟山修。他们先游历了北京、大同、重庆、武汉,最后一站是上海,而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是他们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之一。
1981年4月,日本动画协会在东京策划、举办了中国美术电影展映,上海美影厂厂长特伟、导演严定宪、摄影师段孝萱应邀访日。许多日本动画人借此机会集中欣赏了一批中国动画精品,Animage专门对这次活动做了深入报道,还刊发了大塚康生、高畑勋、宫崎骏、古川拓四人对中国动画所作的座谈内容。(座谈内容译文链接:大塚康生、高畑勋、宫崎骏等畅谈中国动画01|史料钩沉;大塚康生、高畑勋、宫崎骏等畅谈中国动画02|史料钩沉)
座谈中,宫崎骏对《哪吒闹海》赞赏有加,并且表示了对上海美影厂的兴趣。而三年之后的中国之行,为他们与中国动画人的直接交流搭起了桥梁。同行的龟山修回国后应编辑要求还专门写了一篇游记发表在1984年第8期的Animage上。
让今人略感可惜的是,中国动画行业发展路径的转轨,让双方的交流预期发生了错位。龟山修的文章里对这种错位有过交代,而高畑勋在三十年后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把这种错位说得更加明白。
在高畑勋、宫崎骏这些对日本产业动画生态(尤其是电视动画)颇多不满的老东映漫画电影体系继承者看来,上海美影厂的动画人可以在计划经济体制的保障下实现“艺术至上”的创作,这似乎是他们对美影厂产生兴趣的核心所在。
然而,1984年的中国大陆已经开始融入市场经济大潮,电影制片厂也必须进行体制改革,缩减成本、提高效率、改革薪酬成为首要难题。面对掌握着更加“先进”的商业片生产经验的日本动画人,美影厂的领导层将交流的兴趣聚焦于经营模式,其实无可厚非。但这对于宫崎骏一行来说,无疑是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我曾就宫崎骏等人访问美影厂的经过询问了一些略知情的老美影前辈,据前辈透露,现场翻译的不专业、不到位,其实也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沟通的不顺畅,加剧了双方的误会。
这些年,网络上开始流传一些宫崎骏与中国动画之间交集的许多不实说法,好些对历史背景、事件经过一知半解的自媒体为了吸引眼球不惜混淆视听、乱带节奏,影响很不好。关于这些讹传,以后有机会我们一一澄清。
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前面提到的龟山修回日本之后写的游记,希望读者朋友们能通过这篇文章相对全面、客观地了解宫崎骏当初的中国之行,除了访问美影厂的经历,他们旅途中的种种见闻也有趣得很。
日本精华大学的陈龑老师多年来一直协助我们追踪中国美术片在日本的踪迹,这次能够寻觅到1984年第8期Animage原版杂志也是多亏了陈老师。还要特别感谢动画学术趴的主编彼方老师百忙中参与文章的初译,此次发表的译文定稿是陈老师审阅、修订并部分重译的。
身在中国的Paku桑(高畑勋)
和宫桑(宫崎骏)
文 | 龟山修
译 | 陈龑(兼编辑) 彼方
编辑 注释 | 傅广超
因为中国实在是一个大国,仅靠两周左右的旅行,确实无法完全了解它的状况。但是,在这场旅行当中,也确实有上海的动画工作室「译注:即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等很多事物,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Animage编辑 龟山修
5月下旬,我从中国归来,被(杂志)要求写一篇游记。因为实在没什么自信,拖延了一阵还跟尾形主编发了发牢骚。但是……这一趟只有我一个人没干正事玩得很开心,而且好歹也算是德间书店和博报堂的公费旅游(《风之谷》走红的庆祝)……
没办法,反正也要写,出门在外,谁没有点丢人的事儿啊!况且我是作为高畑勋和宫崎骏两人的随行人前往的,旅途也不算和我这个动画迷毫无关系吧。
“人民的,甚至有点太过人民了的服装”
5月15日,我们从成田机场出发。
随行人(我)的右手拿着巨大的手提箱(其中有一半是赠送给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书),左手则挂着《风之谷》的16mm胶卷(3卷,相当重啊)。
这二位的服装……后来我深感,简直是在北京的东四人民市场会被人民的大潮所吞没的、“比人民更人民的”程度。话虽如此,本来打趣说这两个人的服装“真是不起眼”的我,在重庆前往武汉的船上,也被查验二等舱和三等舱的小哥拦了好几次。没办法我只能随身带着我的二等舱票。总之,在服装这方面,我们这一行人是挺不起眼的。
当日白天,我们顺利到达北京机场。虽然也很想说我们顺利地通过了海关,但我们却因为胶片的事情被拦下来了。
“这是什么?”大概是被人这样问了一句。虽然没什么可骄傲的,但是我们三个可是谁都不会说中文。
“你们会说英文吗?”因为被这样问道,我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回答道:“Yes,a little”。
如果是阅读原版外文书,不管是英文还是法文、不管多复杂的内容都能读懂的高畑勋,也在旁边小声地说道:“A little”。在这样的关头,埋怨日本的英语教育也无济于事。激烈对话了15分钟后,因为海关大婶的英语也不怎么样,可以说毫无进展。按理说在大学期间学过中文的宫崎骏在旁边闲得晃来晃去。
“这,是,Animaiton的电影。”
“Animation是什么?”
“漫画电影(漫画映画)。”
“漫画?”
这个推拉真是要了命了。
“出去带一个翻译过来吧。”
我们的翻译是一位29岁的美人,腿很长、稍微有一点偏O型、走起来飞快。但这一切和胶片的事儿没有任何关系。她来了以后,还是来来回回混乱了一阵,最后还是让我们“找上海海关处理”,然后把一张写着 “海关监管货物”(我想应该是指这是在海关管理下的货物)的纸贴在了箱子上。宫崎骏看着变成了“货物”的电影拷贝来了一句:“不要的话我们带回日本去呗。”
还真是过于急性子!
没有翻译拼命“笔谈”
这场旅行的线路是是北京(乘汽车)→大同(乘汽车)→北京(乘飞机)→重庆(乘船)→武汉(乘飞机)→上海。因为不是跟团,所以并没有导游,旅行期间也没有翻译人员。虽然真的挺辛苦,但如今回首,正因如此才记忆犹新。首先,那些百闻不如一见的中国名胜,不管怎么描述都没办法传达“中国四千年的历史与传统”的份量。
在北京大概感受了一些名胜(万里长城、故宫等)以及人民市场的盛况后,我们前往了中国三大石窟之一的云冈石窟(山西省大同市)。虽然经历了7个小时的汽车之旅,但在期间,我们都为右手边万里长城连接着山麓的景象所折服。而在地图上看的话,大家发现这也不过是万里长城中极小的一部分,因此就更为震惊了。
午饭前,食堂的服务员来让我们点菜。
服务员阿姨:“Blablablabla……”
实在没办法,我们只能拼了命地“笔谈”。
我们:“午饭?”
阿姨:(点点头)“米。”
我们:“要(需要)。
阿姨:“菜”(指菜品)。
我们:“OOOOO(宫崎骏亲笔五盘菜的画)”。
阿姨:“用钱多少”。
我们:“20元(大约2200日元)”。
过了一会儿前往餐车,(看到贴着)“OO请OO再来”(O是看不懂的字)。
好像就是说请再来。就这样,哪怕吃顿午饭也非常麻烦,但高畑勋和宫崎骏却都乐在其中。
话说回来,我们随身带的《风之谷》拷贝箱上、印着“海关监管货物”(字样)的纸,不知道是因为空气干燥,还是因为胶水用少了的原因,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可当我们把纸收到箱子里之后,随行翻译吓唬我们说“那张贴纸怎么回事?如果揭下来的话要罚款的。”虽然没敢接一句“只是罚款的话就这样吧”,但是因为实在是太麻烦了,所以在到达上海前,我们就暂时不去理会了。
在大同观看完石窟、悬空寺和那附近用泥巴建造的房屋等让我们很感兴趣的东西后,一行人再次前往北京。
感觉明朝十三陵中的定陵,没有那么“必看”的感觉,而并不在观光路线当中、荒废殆尽的昭陵却有着一些吸引人的东西。在我们所见的(我明白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佛像和历史建筑当中,明、清朝的东西确实是非常华丽,但是能击中心灵的东西却并不多。
同船而行的东北师范大学的老师
接着我们坐中国民航的飞机前往重庆。在这里品尝过四川料理的各种山珍海味(20碟以上,甲鱼、鸭子、鳗鱼等)和茅台酒以后,我们沿着长江三峡而下。这是一场到武汉全长1350千米、需要三天两夜的乘船行。途中高畑被蚊虫叮咬得脸都肿了,而宫崎拉肚子过于难忍,甚至说出“我要回所泽去了”这样的话,确实让我有点手足无措。
说起旅行的奇妙之处,那还是与他人的邂逅。
和高畑勋同处一室的,是东北师范大学的历史老师(虽然在纸上写了名字,但有些字是日本没有的,所以不认识,读音也很难,就忘记了),正带着4位研习的学生进行考察。虽然如此,但是在到达武汉前还是比较闲的,就和我们专心聊了起来。
“中国有着让斋白石的画作就那样动起来的、精美的动画(《牧笛》等)呢”,我做出了很符合动画行业记者身份的发言。
译注:《牧笛》的美术造型是李可染的风格,《小蝌蚪找妈妈》才是齐白石风格。
“斋白石?啊,那是齐白石。”老师展现出了他的博学。
据这位老师的介绍,斋和齐是异体字,斋是小房间的意思,而齐是一起的意思,含义完全不同,所以齐白石必须是齐白石。老师在二战前学过日语,混杂着笔谈,就好像在教课一样,慢慢地和我们聊了下去。
译注:原文中关于“斋”和“齐”的关系解释不严谨,可能是语言交流上的障碍导致了作者的理解偏差。据考,“斋(齋)”是“齐(齊)”加义符“示”产生的分化字,“齐”和“斋”在先秦时曾通用。斋本义为“戒洁”,即整洁身心,后引申出了斋饭、斋房的含义。详参邱明波、刘江丽、梁金荣《“齐”和“斋”用作“戒洁”义的断代界定》,《广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12期。
船(1000吨)行在泥沙高浪的河中。
“你们知道这样一首诗吗?”老师突然说道。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很有味道吧?”
“是呀,真的太棒了。”我如此地附和着,但实际上我完全没明白。又是一轮混杂着笔谈的“讲座”。由于船行和“听讲”的疲劳,当我们到达武汉的时候,人已经有点精神恍惚了。
就我们在重庆随手买的书《绿色的山脉》(石坂洋次郎的《青い山脈》),我和高畑勋曾向老师请教道:
“这里把青翻译成了绿色,而在李白的诗里,则有着‘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这样的句子。如果说青是绿色的话,那么在这里为什么又是‘青’山呢……”
老师轻轻点头道:“啊,这个啊……”,又再次讲起了课来。这里的青山的青,是指日落时(山)比较深的颜色,同色系如果按照明亮程度从高到低写出来,就是“兰—翠—绿—碧—青”。因此“青い山脈”翻译成绿色的山脉是没有问题的。
怎么样,是不是能明白为什么觉得“有点累”。
高畑勋除此以外,似乎还问了关于“文化大革命”等很多其他的事情。
因为受到了他的照顾,所以我们请他喝挂耳咖啡。泡完以后、我们正准备把渣滓倒掉的时候,老师说道:
“那个,只能用一次吗?那不太好。”
被说“不太好”的我们也很不知所措,但细想一下,老师在早上的时候,往杯子里只放了一小捻茶叶,然后一遍一遍泡,就这么喝一整天。这茶可太经泡了。
《朝日新闻》的人也与我们同船,听他们讲了很多有关中国新经济政策的事情。提到我们要去上海的动画工作室,听说那里也不得不开始往独立核算的方向推进了,在很多方面都非常困难。此后我们前往工作室访问,深刻体会到了这一状况。
在上海的动画工作室和工作人员交流
在武汉看完杂技团的表演以后,我们终于前往上海。在武汉的那晚,我们还想着把脱落的“海关监管货物”的纸贴起来。但是纸片缩小了一些,分两处盖的骑缝章不管怎么摆都合不上。
“完全没破损的状态反而会显得不自然,稍微有一点裂开的地方反而能顺利过关吧。”高畑勋向我指示要进行“理性的呈现”。我注意着不要让纸完全撕开,最终成功贴好了。这卷胶片拷贝实在是太让人费劲了。
“如果下次海关还唧唧歪歪的话,我可真带回去了”,宫崎骏用带着中国腔的日语又一次喊道。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不必多说,是曾经创作过众多动画杰作的动画工作室。在厂长特伟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参观了正在制作中的《孙悟空》「译注:即特伟、严定宪、林文肖导演的《金猴降妖》」以及动画系列片《三毛》「译注:即阿达任总导演的《三毛流浪记》」的制作现场。
虽然动画制作现场和日本的没有什么太大区别,但动画师并没有使用铅笔、而是用自动铅笔这一点却让人觉得很有意思。在试映室看过了《蝴蝶泉》《兔送信》(译注:原文错将“兔”写作“免”,《兔送信》是系列片《阿凡提的故事》其中一集,导演为曲建方)等作品后,我们获得了一个和制作人员进行交流的机会。
他们提及“虽然觉得《白蛇传》比较普通,但是《太阳王子霍尔斯的大冒险》很惊艳”“《风之谷》看过录像,对其美术性和动画性的高水准感到震惊”等话题,但是占据了1小时30分交流时间大半的,是针对日本动画量产系统的询问:
一张原画多少钱、一秒多少钱、5秒的分镜如果画了7秒的原画该怎么办、能效管理的问题;虽然都是一张原画,但是路人群像镜头(モブシーン)和特写镜头(バストアップ)怎么分别定价……等等。实在让人感觉他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问题。
当说到《风之谷》的制作时间是10个月时,我们又被问及如何能这么快地完成。又是关于速度的话题。
高畑勋和宫崎骏实在忍不住了,异口同声说:“真心希望你们别误会,刚才所说的这些,我们完全不觉得是什么好的做法。我们也非常想好好花时间做出孩子们都喜欢的、如同宝石一样的作品。”这些话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话说回来,有关之前电影拷贝的那件事,我们拿着特伟老师写的介绍信前往海关,最终得到了解决。工作室的人都说“之后真想马上就看。”
返程日本的早上,我们偶然打开电视,发现正在播放马可说着中文的《三千里寻母记》(母を訪ねて三千里)。这对(宫崎骏、高畑勋)二人而言是充满着回忆的作品。“在上海竟然看到了这个啊”,二人深深地感慨道。另外还有《铁腕阿童木》《聪明的一休》等日本动画作品播出。真人电视剧有《血疑》在播,山口百合和三浦友和是该作的主演,在日本播放时的作品原名则是《赤色疑惑》(赤い疑惑)。
我们一路前往了成田机场。
顶着被蚊虫咬肿了的脸(高畑勋)、拉肚子的痛苦脸(宫崎骏)、感冒脸(我),再伴随着舟车劳顿,最后再加上“人民装”一般的着装加持。“简直是一群难民啊”——就这么念叨着,我们告别了周游了两周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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